若论最为大众熟知的东方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无疑名列其中，这部作品也是一张世界级的阿拉伯文化名片。晚清时期，《一千零一夜》陆续出现多个汉译本，它们大多转译自西方译本而非阿拉伯语文献，从而传承了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改造过的“二手东方”。不过，中国译者并未全盘接受这种呈现，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又进行了多样的本土化改写，使不同汉译本在跳动着时代脉搏的同时各具独特的风貌。这些早期译本讲述的是一段在西方文明中介下进行的“东方—东方”文明互鉴的往事。
“二手”的东方与本土化改写
19世纪英国出版物中的《一千零一夜》插图
晚清中国对《一千零一夜》的接受，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这部东方故事集，最初是带着“西方风味”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
1900至1907年间，至少有七种《一千零一夜》汉译本问世。周桂笙翻译《一千零一夜》《渔者》两则故事，后收入《新庵谐译初编》（1903）。其余译本为广州《安雅书局世说编》登载的《千一夜夫妻》（1902）、上海《大陆报》连载的《一千一夜》（1903）、文明书局出版的钱锴译《航海述奇》（1903）、《绣像小说》与《东方杂志》接力连载的奚若译《天方夜谭》（1903—1905）、周作人（笔名萍云女士）在《女子世界》发表的《侠女奴》（1904），以及陈廷端、轩胄在广州《二十世纪军国民报》上发表的《一夜夫妻》（1907）。这些译本语体均为文言，且几乎全部倚赖英文转译。《天方夜谭》后来被收入《说部丛书》，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侠女奴》则在1904年由小说林社发行单行本。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认为，周桂笙译本与《大陆报》译本以汤森（George Flyer Townsend）的英文版为底本；奚若译本与周作人译本则主要依据福斯特（Edward Forster）的英文版；《航海述奇》在日本印刷，因此有可能从日译本转译而来。其实，《大陆报》与日本的关联密切，登载其上的佚名译本也有可能转译自日文译本，但这一阶段的日文译本大概率转译自西方译本；《航海述奇》则注明“英国史谷德译阿腊伯原本”，即便从日文本转译，也可追溯至斯科特（Jonathan Scott）的英译本。《一夜夫妻》称“述意”的译者陈廷端为“美国耶路大学校化学学士”，结合部分情节推断，其底本也极可能与汤森版关系密切。
展开剩余80%彼时，直接从阿拉伯语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汉译本尚未出现。这意味着晚清普通读者看到的并非原汁原味的阿拉伯民间文学，而是已经被欧洲译者筛选、编辑，甚至“再创作”过的文本。例如，《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在18世纪法国学者加朗（Antoine Galland）的法译本中才首次出现，其来源可靠性一直存疑。然而，这些故事包括西方译者对原故事的改造，却作为《一千零一夜》的固有部分被中译者接受。
接下来，晚清译者又主动地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改写，以使其更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文化心理。
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述异小说”之《天方夜谭》
在语言风格上，译者普遍采用典雅的文言，并时常融入中国传统文学的元素。如《大陆报》译本描写医生杜笨受冤而怒时“瞋目视左右，怒眦欲裂”，其笔法与《史记》中描绘樊哙、项羽的段落如出一辙，瞬间将异域人物纳入了中国读者熟悉的英雄谱系。《航海述奇》《天方夜谭》等多个译本则不约而同地大量运用骈俪悠扬、铺陈华丽的描写，这种语言也是向中国文学传统的回归。
在道德观念和风俗上，译者对底本进一步过滤与净化。底本中的宗教色彩受到弱化，凡涉及性描写或被认为有违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情节，多被删除或淡化，有时还会再行增补，以强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如《天方夜谭》中的《墨继城大会记》把对二位王后难以克制对继子爱慕的详细描述简化为一句话：“亦未尝不知内乱之可耻，特礼法之严，卒不敌其情欲之烈，蓄念有日矣。”句中“礼法之严”还是译者后加的。《一夜夫妻》增加了奸臣为报复政敌而挑拨国王娶山鲁佐德（“连尼”）为妻的情节，使故事在暴政与仁政的矛盾之外又包含了忠奸矛盾，增强了教化意义。
《一夜夫妻》增补的这个情节是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中的常见套路，它反映出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叙事体制上，一些译者巧妙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一夜夫妻》第一章末尾以“正是”引出两句对仗的结语，并以“究竟连尼能免杀乎？请看第二章分解”收尾，是典型的章回小说手法。周作人译《侠女奴》则在叙事视角上做了调整，将第二个盗贼进城做标记的故事，从全知叙述改为限制性视角：“斯时也，忽有一人自道旁蹀躞而来，止于门外。噫，此何人？盖曼绮那自外方归。”这种悬念设置，更贴近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趣味。
对异域文明的好奇
对异域文明的好奇是人类共有的特质，在《一千零一夜》的晚清汉译本中同样显示出这种倾向。在满足娱乐需求之外，背后还有富于时代气息的“启蒙”期待。
《新庵谐译初编》的序言中，周桂笙自称“择其解颐者译而与之”；很多译本强调译本的新奇性或《一千零一夜》在海外的巨大影响。例如，《安雅书局世说编》在刊登《千一夜夫妻》时，标“新译泰西小说”；《大陆报》上的《一千一夜序》开篇即称之为“欧美著名之说部，即妇孺亦能道之，犹我国之《三国志》《水浒传》也”；《绣像小说》在首次刊登《天方夜谭》时特别说明“最前十则已见他报，兹特择其未印者先行出版，藉免雷同，兼供快睹”。追求发他刊之所未见，其实也是当时报刊间商业竞争的一种表现。
《一千零一夜》情节曲折，富有异域风情，这使它天然具有对读者的吸引力；但在晚清中国的语境中，它的瑰丽奇幻还有新的意义。受“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影响，翻译小说被赋予“新民”的使命，《一千零一夜》的翻译也成为晚清知识阶层倡导的“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大陆报》在连载《一千一夜》时，序言末尾大段加圈的议论引导读者将阿拉伯的今昔盛衰与中国时局相联系，疾呼“尚武之精神，国民之观念”，明确将文学作品作为宣传革新思想的载体。
不管是周桂笙本人，还是《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女子世界》等报刊，都有明确的启蒙倾向，与之相关的众多《一千零一夜》汉译本也自然地呈现出这种特征。《大陆报》上的译本序言明确点出《一千零一夜》“为回教国中极古之书”，“说部丛书”版《天方夜谭》序言称“此书为回教国中最古之说部，而回部之法制教俗，多足以资考证”，这些说法都是突出《一千零一夜》的历史价值，从而提示读者在阅读中增广见识，了解世界。而将启蒙思想与小说情节、人物融合，无疑更有撮盐入水之效——为实现这种效果，译者有时会主动增补、改写。如《航海述奇》写辛巴达第五次航海来到揩梅林岛，“其民立宪自治”。对照英文底本，原文只说岛民约定不饮酒，不作恶，《航海述奇》则直接将民间约定上升至政治制度。
国运焦虑的投射
《一千零一夜》晚清译本的“启蒙”书写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将自身的时代焦虑与政治理想植入异国故事，从而实现了文本的创造性转化。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之《天方夜谭》，奚若译，叶圣陶注，1930年
《大陆报》上的《一千一夜序》结尾有一段深沉的感慨，作者先极言阿拉伯当年“为世界文明之中心点”的盛况，随后笔锋一转，指出今日阿拉伯在世界文化中已无地位可言。这种强烈的对比，很难不让对时局有所感知的中国读者联想到本国处境——再不振起，同为文明源远流长的东方大国，阿拉伯的今日就是中国的明天。如此一来，《一千零一夜》的启蒙价值就不仅在介绍异域文明，还在于以他国为鉴，警醒国民勠力强国，扭转国运，而具体途径是开民智，强民志，反专制，进行社会变革。
《一千零一夜》开端，国王因王后不忠而滥杀女子泄愤的故事本身便蕴含着对暴政的控诉，但山鲁佐德自愿嫁给国王；晚清译者敏锐地将这些情节与现代的新观念结合，“老树开新花”，让故事融入社会革新的洪流。国王暴政不再被解释为道德或能力缺陷，而是被定性为现代理论体系中的“专制”。《一夜夫妻》结尾写下“专制毒，自弱其民族；安得斫尽魔王头，遂吾人所欲”的结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专制”制度本身，也让这个古老的故事变成了鼓吹维新、呼吁变革的政论宣言。山鲁佐德自愿入宫不仅是因为本性善良，更是由于其作为“女国民”的高度自觉。《大陆报》译本写她“固执己见，意若自有主张，能使苏丹变其心志，并能使人民免于涂炭，谓父曰：‘吾非不知其危，然志已决，不能易也。倘不济而死，虽死有余荣焉；其济，则有益于国者。为何如乎？’”正是译本序言中“尚武之精神，国民之观念”的合格代言人。《一夜夫妻》的处理异曲同工，山鲁佐德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将面临巨大风险，但为了国家和同胞福祉仍愿放手一搏：“儿胸有成竹，不特可免王之杀，且可免吾国将来几许女同胞之命也。”“万一谋不成，亦不过牺牲皮囊以谋人群之幸福，死夫何憾！”虽然救助的人群没有变化，但译本中山鲁佐德对这一人群的定位是“同胞”而非单纯的“同性”，换言之，是基于国民观念而非性别意识，这一微妙的变化也强化了她的“女国民”形象。
译者对其他情节的改写也展现了对国民自强自立、反抗专制的期待。如《侠女奴》（即阿里巴巴故事）对人物结局的颠覆性改写：原作中女奴曼绮那嫁给主人的儿子，婚姻成为对她的奖赏，译者则改为“不知所终”，这样一来就使她富有神秘、独立的色彩。一个有勇有谋的女性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必依附他人，这或许也是译者心中理想国民应有的样子。
后世回响
晚清诸多译本中最具生命力的是奚若译《天方夜谭》，其经历了一段被不断“经典化”的历程，影响渗透至现代教育体系与文学史书写。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之《天方夜谭》，奚若译，叶圣陶注，1930年
奚若译《天方夜谭》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收录故事最多的《一千零一夜》汉译本。1914年再版后，1924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由著名学者叶圣陶校注的版本。这一校注本被明确赋予教育功能，作为“新学制中学国语文科”的补充读本推广。此后，奚若译本又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多次重印，受众极广。它甚至成为外语版本和汉语白话文版本间的“中介”。
这一译本的成功，得益于商务印书馆的系统运作：先在发行量大的《绣像小说》《东方杂志》连载造势，再结集出版单行本，继而通过教育系统推荐确立其经典地位，最后纳入大型丛书保持其长期流通。这个持续几十年的过程清晰展示了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如何通过市场与教育的双重杠杆，深度介入并塑造了公众的文学经典认知。
另一方面，学者的评述与推荐也对晚清《一千零一夜》汉译本的流传与影响起到重要作用。叶圣陶在为《天方夜谭》所作序言中指出小说展示了西方古国的瑰奇，且富有文学价值，与之前诸版本的说明相比，更强调在个人知识积累、文学鉴赏能力提升方面的积极意义。由于叶圣陶本人的名望与这一版《天方夜谭》的学生读物定位，他的评述无疑对年轻学生有一定影响力。在学术领域，1927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介绍阿拉伯文学史时给予《一千零一夜》极高评价，称其“在世界上的名望”相当伟大，“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奚若译《天方夜谭》是他唯一提到的汉译本，在参考文献中与若干英文书籍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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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晚清《一千零一夜》的汉译历程，我们看到了一场在西方文化中介下发生的复杂的文明对话。中国译者所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欧洲中心主义滤镜处理的“二手东方”。然而，他们并非被动的接收者。在转译过程中，他们以本土的文化趣味和伦理标准对其进行改造，更将彼时深刻的国家危机感与维新理想投射其中，借异域故事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使之成为批判专制、呼唤“新民”的思想载体。这一过程，既有满足市民娱乐需求的世俗动机，也有严肃的政治启蒙意图。
因此，晚清的《一千零一夜》汉译，远不止是简单的文学移植。它是一场始于“东方”（阿拉伯），却必须途经“西方”（欧洲）的转译，最终在另一个“东方”（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结出了既带有原初基因，又深刻烙印了各接受方时代精神与主体创造的全新果实。这为我们理解近代以来非西方文明之间如何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知识体系中进行曲折而能动的文明互鉴，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早期案例。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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